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,实际上是从一个历史契约开始的,这个契约就是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,先富带后富,最终实现共同富裕”。正是在这样历史契约下,中国的劳动者才长期忍受低工资、低福利,最大限度承担了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的代价。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回看这段历史,我们发现,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的目标已经充分实现,与此同时,中国也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。在这种情况下,先富者是不是继续履行“先富带后富”的历史契约,就成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能不能继续深入,以竟全功的关键一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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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重要的是,明星委员们挤占了宝贵的参政议政资源,又把它们给挥霍掉了,结果使得那些真正需要严肃讨论的政治议题反而无法进入政治视野,这是一种令人惋惜的浪费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明星委员们不仅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,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成了一种需要尽快解决的社会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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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精英”的“老”体现在两个方面,一曰年龄,二曰思想。年龄不说了,思想的“老”则主要是因为其形成于1980年代,一旦形成则再无变化,用之来以不变应万变。“老精英”是现在中国知识界、思想界的绝对主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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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委员在发言中给“某些地方政府”支招说:“对闹访者,政府不能妥协……,政府应该理直气壮地严格按照法律规定,对其进行惩处,绝不能姑息迁就,更不能牺牲他人的合法权利”——这是赤裸裸地在呼吁政府出手镇压了!富人在遇到社会矛盾时,不是反躬自省,通过谈判和相互妥协来化解矛盾,而是如此迷信暴力,仰赖国家机器的镇压功能,说实话,这让我对中国富人的前景,又平添了几分悲观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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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协的这种格局是历史形成的。在建国之初,执政党作为工农大众的代表和各界精英在政协里共商国是,这是合理的。但现在情况发生很大变化,执政党已经与时俱进地提出了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,政协委员的组成是不是也应该与时俱进,容纳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委员,以改变政协会上只有一种声音的局面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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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我所知的南街村,它实行的是“外圆内方”的政策,什么叫外圆内方呢?照我看就是他们认为对外要搞资本主义对内要搞社会主义。当然,这是我的猜想,或者说我的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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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逻辑上说,政治运动的合法性与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应该是同时存在的,否定了一方的合法性就等于否定了另一方的合法性。因为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,精英对精英的监督变得不再可能,只有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开辟大众对精英进行监督的渠道,才能防止执政精英的变质和腐败。既坚持一党执政又否定政治运动,实际上就等于拒绝任何监督。1980年代以来,执政党宣布“20年内不搞政治运动”,同时又明确拒绝全盘西化,不搞三权分立,演变到了今天,已经到了“不反腐败亡国,反腐败亡党”的地步,岂非偶然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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